人们常常并提的“”和“”是同义词吗?

时 间:2020-08-06 14:38    

    

  在疫情全球爆发的过程中,我国开始有意识地对比起体制和思想的异同。在缺乏对政体发展历史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比较合理的判断。政体发展史上,制与制是“相爱相杀”的一对概念。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常常以为他们是近义词而不做区别。实际上,在古典时代,制与制具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么,它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趋同?它们的争论又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公元前431年,以雅典城邦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时任雅典城邦执政官的伯利克里在殉国将士的葬礼上发表了。他用一篇鼓舞的词坚定了雅典将士们的参战决心。在这次中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感到喜悦。我们的政体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独创。我们的这个政体叫做制,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加以管理。”

  在伯利克里执政期间,雅典制达到顶峰。雅典采取直接的方式,由全体男性参加大会,每隔10天召开一次,投票决定国家的内政、外交等大事。在休会期间,雅典会从中抽签选择500位,组成“五百人议事会”,并由议事会负责处理城邦的日常性事务。而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陪审法庭,它的审判是由陪审团做出的,陪审团也完全是由中任意抽签而组成。在上,雅典制中提倡的的无疑值得推崇。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雅典制了非常多的问题。在社会结构人口方面,雅典制不同于现代制,广大奴隶、妇女、外邦人并不具备参加大会的资格。当时雅典的大约有16万人,外邦人和奴隶分别有10万和14万。拥有身份的人在全体雅典居民中的比例仅有四成。而更大的问题是,雅典轮番而治的制度导致政务与案件处理中缺乏专业性,在裹挟多数的方式下甚至成为了孕育“多数”的温床。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苏格拉底审判。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以“神”和“青年”两条遭到起诉,案件交到了由500名雅典组成的陪审法庭上。“神”和“青年”两条是息息相关的。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中一种的思考方式,青年们勇敢质疑现存世界中一切不完善的事物并寻找哲学的真理。这与雅典城邦尊敬传统教,不允许质疑“城邦神”的教底线发生了严重冲突。

  案件的判决分为两轮。有趣的是,在第一轮投票中,苏格拉底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而第二轮投票前,苏格拉底见大势已去,干脆选择更激进的辩论方式,更加激怒了陪审团。在第二轮投票之后,审判团以360对140票的悬殊差距,宣布苏格拉底正式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本有机会逃狱,但他最后选择留在狱中服毒。

  苏格拉底的审判与的审判一同构成了文化中两次最有名的审判。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雅典城邦的制是不容纳其他思考方式、缺乏宽容的制。雅典制将多数人的意志包装成法律与权威,保障少数人的甚至是安全,这与法律本身应当是全体的是相的。

  苏格拉底死后,雅典制的声誉一落千丈。其中最致命的声音来自于另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真正的“帝王师”,在公元前343年时,他被马其顿国王腓力浦二世聘请担任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在登基后也保持着对科学和知识的尊重态度。众所周知,亚历山大是一位军事奇才,马其顿帝国的版图在他下达到顶峰。他不仅统一希腊全境,还将帝国的版图拓展至欧亚非三大洲。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了雅典,并在亚历山大的扶持下仿效苏格拉底创办了吕克昂学院。在吕克昂学院中,亚里士多德对着雅典青年们重新讲授哲学。

  在的课堂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政体六分法”,这是他观察希腊158个城邦和法律制度的汇总。他将政体区分为正政体和政体,根据三类情况分成六类政体。一人分为王政和僭政;少数人分为贵族制和寡头制;多数人分为制和制。它们两组之间一一对应,区别在于前者以利益为目的,后者以私人或部分群体利益为目的。

  制便是亚里士多德口中的政体,之前的雅典显然是他的靶子。雅典主导的制缺乏宽容,动辄就形成“多数压力”。它的在于,法律和政策颁布最终决定于的投票数量,而平民显然是占据城邦居民中的大部分的群体。因而,平民集体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轻易于城邦法律权威之上。在野心家的下,平志容易偏激,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也经常会被激起。例如,古希腊采取制的城邦时常会采用富人财富的举措。这在造成政体不稳定的同时,也使政体极端化。因此,亚里士多德称极端的制便是集体僭政。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政体便是制。制实质是一种混合政体,它是君主、贵族和平民的混合。平民并不直接参与政策决定,而是通过官员选举和监督的方式提供制衡;贵族和君主凭借自己知识上的专业性,相对与高效的决定政务,但在的监督下始终着眼于利益。亚里士多德提到了平衡作为的艺术,他说:“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后来的罗马国则是这类政体的典范。

  罗马国初期的政体是贵族制,在公元前5世纪颁布的《十二铜表法》中,平民与贵族是通婚的。当时罗马贵族氏族只有50家,只占罗马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它政体的方式,是在贵族制中不断增添制因素。罗马事征服的过程中,“百人队军制”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十个小组组成一个百人队,由一名百夫长指挥。平民不仅构成了罗队的主力,军队中也涌现越来越多平民出身的百夫长。然而在政体中平民低下的现状让他们非常不满,平民们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斗争方式,即“撤离运动”。在战争期间,平民携带武器以集体退出战争相。

  吸取希腊制在阶层对立中偏激的教训,罗马的者决定在中引入平民。这一制度的典例是“保民官”。专职平民的保民官打破了贵族垄断高级的局面,平民取得担任高级官员的。保民官有权否决高级的命令、元老院的决议以及拟提交给人民大会的等, 只要他认为这些决定平民利益。这极大改变了平民在上的被动局面,平衡了贵族与平民的力量格局。

  在罗马政体的设计中,执政官代表传统君主,元老院代表贵族,保民官是罗马政体中平民的代表。当然总体上而言,贵族掌握的元老院是罗马的中心,这也符合亚里士多德提倡“中庸”和“中等阶级”的治理。凭借混合政体的独特创制,罗马既保障决策上的专业与,又将平民的制衡与监督发挥到极致。这一政体设计最终促使罗马趋向平衡和稳定,并孕育了保障个体的罗马法传统。

  可能与大部分读者印象不同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制在语境中长期是一个带有较大贬义色彩的词汇。我们对雅典制的赞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当代的投射。在当时,立场倾向于平民一方的思想家,也通常乐意把制而非制视作自己理想中的未来政体。

  在教力较大的中世纪和君权的早期现代历史中,制和制的支持者并未出现明显的分化,他们在反对的立场上是颇为一致的。制与制都是君主制的反义词。由于相较君力的弱小,这一时期的制的支持者往往也是制的支持者,反之亦然。然而,在君力被迅速清除后的,制和制支持者表面的和谐在建国初期的制宪会议上被迅速打破。

  美国在1776年宣布之后,最初制定的是1781年正式批准的《邦联条例》。其在13个州被承认为最高。出于对英王的厌恶,《邦联条例》极大弱化了中央。它是一个旨在州权、重视州议会的条例。邦联是唯一的邦联性组织,但它却几乎没有管理各州的财政问题。在该条例中,甚至不存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人和法院。同时,《邦联条例》还提出了严苛的表决条款,所有的重大事务必须有9个州同意才可执行,而对本条例的修正必须要13个州全部同意。

  在《邦联条例》运行的几年时间里,各州出现了一股制泛滥的氛围。由于不再存有君主或贵族的代表,代表人民的州议会成为了唯一的主体。州议员由各州人民选举产生,坚定代表本州的利益。议员为了迎合本州选民,只在乎特殊的地方利益,并不在意的公共利益。这使得各州之间利益协调难度极大,很少能有9个州意见一致而通过重要立法,效率极其低下。另外,《邦联条例》在金融方面存在重大缺陷,邦联议会缺乏强制性的直接征税,这使得中央机构运行举步维艰。

  美国社会精英普遍对《邦联条例》感到不满。比如,麦迪逊声称“各州议会出现了的放肆”。州议会直接民选的方式使得它了判断公共利益的定力,极容易在各州特殊利益的下做出不的抉择。1787年5月,的55名代表来到,尝试讨论制定一部新的联邦草案。麦迪逊担任了本次制宪会议的。

  麦迪逊清楚地划分了制和制的区别:“在政体下,人民会集合在一起,亲自管理;在政体下,他们通过代表和代理人组织和管理。”麦迪逊重新提出了两制之争,并明确表示他支持制,反对纯粹的制。在制宪会议以及之后在各州议会关于是否批准新的辩论中,我们通常把赞同新的称为“联邦党人”,把反对新的称为“反联邦党人”。

  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国父之一,他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并且全盘修改《邦联条例》,是一位联邦主义者。

  反联邦党人尽管也认为先前的《邦联条例》存有问题,但依然认同它的立宪原则,小共同体的州权。他们非常中央的扩张,认为大国的治理势必要依赖于,而新的容易危及到人民的,甚至出现新的类似英王的。反联邦党人沉浸在小国的思中,认为与人民需要尽可能保持直接性关系,才能有效防止的出现。因此,他们主张由人民控制的“单一议会制度”,选举出来的官员与议员任职期要短、轮换要经常、数量要多,以此来保障对人民的忠诚。

  然而反联邦党人的主张并不受到大家的认可,麦迪逊代表了制宪会议绝大多数代表的。他们都不满于之前邦联议会在财政和对外政策上的软弱无力。在麦迪逊等联邦党人的主导下,1787年在法律制度上先前的1781年《邦联条例》,在思想上则借用政体的原则以期修正泛滥的动荡现象。

  从小共同体迈向大共同体,是1787年的重要调整。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将美国倒退回希腊城邦时代,而“多数”恰恰是这一制的最大。联邦党人论述了大国的好处,它既能拥有大君主国式的对外力量,又能在内部兼具小共同体的。治理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利益集团品类的多元,防止单个利益集团的强大控制力。多元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才能真正避免“单一话语”下的多数。

  采取代议制并赋予各机构的相对性是1787年的另一大举措。在人口大幅增长和地域扩展的美国,共同体早已超越小国寡民的范围,代议制是不可避免的选举方式。如果把无条件的交给人民控制的“单一议会”,美国可能会损失操作上的性、专业性和高效性。联邦党人要求成立“”,并将其定义为稳固的中央机构,以求有别于与人民相关性更强的“”。联邦党人主张议员有较长的任期、较少的轮换以及数量上的精简。他们认为代议制既保留了制的,又使得选举出来的代表具备较高的素养和判断力。

  根据1787年第一条第三款,美国正式成立。美国每一州均有两位议员作为代表,与各州人口无关,全院员额为100名议员。任期六年,相互交错,每隔两年改选约三分之一席。该院基本符合联邦党人的构建设想。

  同时,新借鉴罗马混合政体中的执政官,设立了强大的民选总统。新赋予总统对议会决议的否决权,大大强化了总统的性。另外,为了防止“苏格拉底之死”的再次出现,新强调司法机关必须在不受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运用司法审判权。机构人员由超越党派的专业大组成,而且大是终身任职的。

  在激烈的辩论之后,联邦党人的被悉数采纳,新的美国被提交给各州审议。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成为第九个批准新的州,实质上终止了《邦联条例》。在1790年5月29日,罗得岛州成为最后一个加入1787年新的州。《邦联条例》被彻底废除,1787年的新成为美国直到今天仍在尊奉的。

  美国新带有浓厚的混合政体的痕迹,对罗马政体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原本是君主、贵族、人民三类不同性质的相互制约,美国却改以行政、立法、司法三类内部的进行分权制衡。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将美国新视作制对制的再次胜利。古典的政体混有君主、贵族和人民三类,而美国政体只剩下人民单一的来源。美国利用代议制的选举制度继承了古典制的内核,将制的融入了制的制度设计中。制与制在古典语境中差距甚大,却在美国制宪的过程中逐渐加以现代化的,最终交汇成“国”的称呼。这也是在当代的语境中,与被视作同义词的原因。

  为了适应美国建国初期的与外交局势,一个的势在必行。新采取了混合政体的思,削弱了原本人民过度膨胀的直接影响,加强部门的相对性。在平衡的方面,新努力凸显内部的分权制衡而淡化人民对的监督。因此在这一时期与的交锋中,仍然占据上风。美国学者戈登·伍德对美国初期的思想概述中就提到,当时没有个人主义传统的,它被主义淹没了。如果需要严格界定的话,美国国父们也更乐意把自己设计的政体称呼为制而非制。总体而言,他们对精英的信任要大于对普通人民的信任。然而,此时在欧洲不断孕育的主义传统改变了这场思想较量的格局。

  主义的思想发起者是18世纪初的洛克。我们在《的思想是怎样萌芽和发展的?》提到,洛克宽容的思想出发,主张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别,以此初步确立起私人活动的。洛克认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个利是天赋,先于任何存在。而作为签订契约而派生的,应当承担起捍卫个体的职责。尽管如此,洛克的主义并未直接导向有限的结论。他认为是的集中体现,的个人生活与生活紧密关联。而完成有限推论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叫寇克卡迪的小镇。他的父亲是海关官员,因而亚当斯密从小了小镇在航海贸易的影响下,一步步迈向商业社会的过程。商业社会是当时一个全新生长的社会形态,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生活。传统生活强调人们的公共和公共,人们的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而在商业社会中,人们可以从利己心出发,通过与陌生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最终却能构筑起一个利己利他的理想社会。因此,亚当斯密对商业社会产生了好感,却对生活较为冷淡。

  亚当斯密的地域身份加深了这一思想倾向。部分读者会误以为亚当斯密是英国人,但必须注意的是,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1603年,由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死后后继无人,她的表侄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得以兼任英格兰国王,实现两国的联合。但是两地在经济发展上差异极大,英格兰甚至不允许苏格兰参与它在殖民地的经济拓展活动。1695年苏格兰建立自己的殖民贸易公司,当它试图在巴拿马附近建立第一块殖民地时,遭到了西班牙殖民军队的,而英格兰居然袖手旁观。

  苏格兰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其接受英格兰的。1706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议会进行谈判,并最终宣布议会合并,共同组建大联合王国。虽然在联合王国的秩序下,苏格兰议会在颁布地方上仍保有一定性,但它已经接受英国议会的控制。然而,苏格兰社会中始终存在。苏格兰学界中的启蒙学派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在不得不与英格兰组建联合王国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苏格兰的性与苏格兰人特有的民族品质?

  当时在苏格兰学者的范围内,许多人致力于经济工程与文学的建设,亚当斯密参与过其中几个著名的。他们把苏格兰议会视作联合王国恩赐的产物,认为议会只是一个虚假的符号。因此,亚当斯密尝试寻找一个对议会的取代方案,并以此作为保全苏格兰性的标志。而苏格兰的商业社会正是亚当斯密眼中的希望,他把商业社会视作苏格兰人生活的替代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非常强调商业社会的“自然自发性”。他的意思是,商业社会能够自发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们在不断的商品交换、交往中会依靠私己心的引导,自然而然地做出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要做的正是去商业社会的“自然自发性”,而不是介入甚至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有限”的理论,并把称作“人”。他给制定了以下几条职责:

  第一,社会免于其他社会的和入侵的责任;第二,尽可能社会的每一个免于其他的不义或的职责;第三,建立和维持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的职责。亚当斯密提出了在军事、安保、法律裁决和社会福利保障上的职能。总而言之,他大大削弱了的作用,并将的工作视作对商业社会的补充与。

  19世纪初的法国主义思想家贡斯当也为斯密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他在《古代人的和现代人的》中指出:古代人的是参与公共生活的,但这是建立在私人生活被全盘公共化的基础上。在古代会有许多对私人生活监督的监察官,毫无个人可言。而现代人的恰恰是不受生活控制的,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私人事务,并在商业社会中寻求个人价值和建立成就。

  亚当斯密和贡斯当代表了主义经典的看法,他们将过大的视作一种,它的存在只在个人的方面才是必要的。在他们眼里,普通人民的自发生活秩序才是更加可贵的。因此,他们主张淡化而凸显人民生活的自主性。在其他主义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下,主义逐渐成为的主流思想。崇尚个利而主张,这一思想主张促使“制”的设计中开始更强调“”,有益淡化“”的色彩。经历主义与有限思想的影响,语境中“制”这个词身上的贬义色彩逐渐褪去,成一个褒义色彩更浓的词汇。“制国家”也取代“制”,成为国家中主流的称呼。

  制与制在政体设计上的差异越来越小,但他们在学术上的分歧却越来越清楚。在哲学文化领域中,主义思想和主义思想的争论实际上延续了这场与之争。主义普遍认为个体先于共同体存在,把共同体视作个体的派生物,共同体要的是个人的。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义思想家则把共同体视作个人的“构成性”要素。个体从一开始就身处在共同体之中,并不存在先于共同体的孤立个人。换句话说,没有共同体的就不存在个人的。

  主义和主义都将视作实现的对象,但是他们对实现的方式理解差距很大。当代著名学者以赛亚·在1955年的论文中提到了两种的区分。第一类是消极,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即不让别人妨碍自己选择的。消极强调免于强制和的状态,主张人的意志不受他人的强制;第二类是积极,指的是主动意义上的,即我可以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去做事情。积极强调的是“我我”这类自主形式,且更侧重人的行动与作为。主义倾向于积极,而主义倾向于消极。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消极是的底线和原则。每一个个体的消极,是生长的起点。不恰当运用的积极,完全可能别人的消极。举例来说,历史上的借由“积极”的名义,曾肆意剥脱本国和他国的。这也是以赛亚·最终还是倾向于认同消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主义消极的主张确实是不完美的。

  在二战后,发达的国家社会内部普遍出现了冷淡的氛围。过分强调个人使得人们对共同体的责任相对弱化,社会凝聚力发生松懈。在当代中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低投票率”。自70年代起,各次美国总统的投票就开始低于60%,在1996年甚至低至50%。1994年,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唯私主义综合症”一词,指称那些不愿意参与公共社会、不想承担公共责任的心理。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哲学家布鲁姆的声尤为尖锐刺耳,他在1987年出版了《美国的封闭》一书。他刻画了在现代制度活的人们,严重缺失了古典的公共的理解。由于主义强调公私划界,作为一种私人领域,国家不应提出任何要求。这导致美国逐渐陷入到主义的泥潭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却遗忘了建国初期的公共。他们不再关心的公共标准,不再关心公共善。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姆挖苦说美国人的正在封闭。

  布鲁姆的原意是为了刺激美国人日益封闭的状态,他甚至宣言说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故意激怒这批人的。但没想到,这本书反而成为了美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在布鲁姆的下,人们开始反思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过度泛滥。在学界中,英国的剑桥学派与美国的史学派都在提倡“新主义”的历史解释方法。他们希望重新恢复人们的公共生活,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提倡公共,并再次激发起人们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布鲁姆在《美国的封闭》书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力求重新寻找古典的公共价值。

  但需要注意的是,新主义与其说是对主义的否定,不如说是对主义的补充。新主义并不是主张精英的相对性,而是站在每个个体的角度上,尝试将公共重新纳入到个体生活之中。他们的理论是对广大的一个有力提醒:不要将共同体视作个体的负担或对立物。充分的个人,恰恰是在共同体的共同生活中实现的。主义与主义的价值观争论,还将长时间延续下去。

  历史中不断绵延的与之争,在其中最大的赢家正是普通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精英转向大众的演变过程。制由一个贬义词转向褒义词,对普通能力和品质的不信任转向信任。人民选举权的不断扩大,参政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制衡与的不断推进,这些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权益。

  、概念的使用背后蕴含着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绝不能脱离语境的去谈论好与坏,甚至将一些概念夸张为从古至今的真理。我们在认同一些立场的时候,也要努力去了解它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在多元的相互竞争与补充之中,人类走在了通往理想政体的康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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